关于活着

张海迪

　　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能活到今天。

　　我那时候并不懂得什么是活着，只知道活着是要呼吸的。可我知道什么是死──我见过和我住一个病房的孩子死了。我几乎不去想活着的事，我太小了，只有8岁。但我已经觉得活着不好：我要打针吃药，要做手术……那一切太可怕了。其实最可怕的还是孤独，还有夏天，没有电扇。妈妈上班前，让我倚着被子坐好，把一个盛满凉水的罐子放在我身旁，她说你要是热了就把手伸到水里。我守着一罐凉水过了一天又一天，每天都那么漫长，都让人不耐烦。我没有玩具，家里也没有收音机，只有一只马蹄表“咔嗒咔嗒”地走着，不慌不忙。那就是我活着的声音。

　　妈妈对我的病从不绝望，她不断地给医生写信，还把医生请到家里来。我11岁时，有一天，妈妈请来一位军医。看着我不停震颤的腿，还有身上一块块化脓的褥疮，他对妈妈说，这孩子18岁双腿就会挛缩起来，再也伸不开了。医生走后，妈妈对我说，我不相信，你要好好锻炼，你的病一定能好。我不完全懂医生的话，但我懂得妈妈的话。

　　我总是笑，苦笑。我学会了忍耐，试着咬牙忍耐。

　　我18岁的时候，妈妈想起了医生的话，她有点得意，说：“你看我说吧。”

　　可是我的病情加重了。1976年12月22日，我做了第四次脊椎手术。此前医生对我的病情并不乐观，他们说了我会死去的几种可能：肺炎、泌尿系统感染、褥疮――这是脊髓损伤病人最可能死去的症状。

　　可我依然活着。我的生命力一次次粉碎了医生的预言。

　　很多年了，我总是给自己开处方，我知道怎么预防感染，把自己收拾得很干净。我会给自己针灸、注射、按摩、给褥疮换药，看不见的地方就照镜子。我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好起来。

　　最重要的是，我学会了有病装没病，有残疾装没残疾。

　　我像健康人一样穿着，虽然搬动双腿很费力，可我努力就能做到。我像健康女性一样打扮自己，干净整齐。

　　多年以后，我见到了我童年时的主治医生。他已经老了，他说没想到我能活到现在，是什么原因他也说不出来，只是不停地说，乐观坚强是第一。

　　后来，我在全国两会上还见到了王忠诚教授。1965年，妈妈带我到北京治病，要找的最好的医生就是王忠诚教授。几十年后，我活着，还和他一起开会，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。

　　今天，我还是不断鼓励自己好好活着，还是装得像没有病、没有残疾一样，我让自己忘掉不幸和痛苦，虽然很痛苦，但我知道，活着就是一种忍耐，必须有耐心地活着，耐心地做好每一件事。

　　我让自己真诚地对别人微笑，不让自己因为病痛而变得古怪和叛逆。我从不这样想问题──为什么我有病而别人没有。病痛是我自己的事，我不能把这痛苦强加到别人身上。其实谁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麻烦或不幸，就好比出门遇到一座大山，你不能抱怨，只能想办法翻过去。面对困境，抱怨是最无力的语言。

　　我有时候也幻想──假如还能再活一回多好，哪怕受更多痛苦，但毕竟是活着啊！

摘自《党员干部之友》